1911年5月，腐败的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把原本属于四川人民的川汉铁路抵押给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作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会同保路同志会的其他领导人，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向官府提出强烈抗议，清政府总督赵尔丰悍然逮捕张澜等领导人，张澜等人被囚之后，成都震动，数万名市民自发地到督署门前请愿。赵尔丰命令清兵向门外的民众开枪，在混乱当中，有数十名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这一惨案直接引发了省内的暴动，清政府遂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同情革命的新军途中发生兵变，赵尔丰被迫释放张澜等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同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昆明通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张澜闻讯立即响应，挺身而出，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张澜却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下，让她们依旧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由于张澜为官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被誉为“布衣省长”。
　　1926年4月，张澜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坚持发扬民主科学的精神，坚决反对以政治干预学术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成大形成了各派思想自由传播，自由鸣放的学术空气和民主求实的良好学风。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暗夜呈现出第一缕曙光。同年，多年杳无音信的张澜的次子张谔突然回家，张澜为此惊喜若狂，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已是中共旅德书记。但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谔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在儿子身上，张澜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28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张澜推测，所谓和谈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他为毛泽东的安全感到担忧。目送毛泽东离开特园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感慨道：得天下者毛泽东。重庆谈判的43天中，毛泽东总共三访特园，其间觥筹交错，侃侃而谈。在对和平民主的共同努力和殷殷期盼中，民盟和中共结下了风雨同舟的友谊。
　　1945年10月10日，历时近两个月的重庆谈判终于结束，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危机已经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张澜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了反内战运动，并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捣毁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制下，1946年的所谓国民大会成了国民党尴尬的独角戏，无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后，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民盟被迫解散。
　　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并且与中共合作。民盟新总部还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民盟的再生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目标。此时，张澜的健康每况愈下，从四川赶来照顾他的女儿这才发现，身为一党主席的父亲竟然穷到了无钱就医。就在这时，一向仰慕张澜为人的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院长执意要接张澜住院治疗。在虹桥疗养院病房里，张澜和正在接受治疗的罗隆基不期而遇。
　　1949年4月23日，南京总统府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抛落在地，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虽然南京已经解放了，但是张澜和罗隆基却仍然被软禁在上海的虹桥医院，国民党对外封锁了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他们的病房被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流警戒。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蒋介石下令将张澜和罗隆基押送到台湾。当晚，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营救出了张澜和罗隆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搀扶着张澜走上了天安门城楼…..